首頁 / 理想的她 她的理想出生於巴基斯坦的年輕女權運動家馬拉拉（Malala Yousafzai，1997-）曾說過： 「一個小孩、一位老師、一本書、一枝筆，就能改變世界。」說明了教育的重要性。
身處今日，我們可以自由選修喜歡的課程，報名想參加的才藝班，難以想像日殖時期或更早之前，對女性的教育重點，是培養女性成為善於持家的妻子或母親。日殖時期，為提升人力素質，殖民政府開始廣設公學校，為鼓勵女性就學，特別設置「女子公學校」，如大稻埕女子公學校、宜蘭女子公學校等等。
此時的教育趨勢，是要讓臺灣女性成為理想的「賢妻良母」，因此以重視技藝的實用教育為主，課程方面常安排家政課、刺繡、裁縫等，培養女性操持家務的能力，讓她們成為「好太太」、「好媽媽」；或是為了提升經濟產值，培養她們特殊的技能，如：打字、編織等等。1920年代，攝影器材仍屬珍貴稀有的物件，業餘攝影師張清言醫生便常以妻子張廖里女士，或家中的女性親屬作為拍攝題材。由於張清言醫生是受過菁英教育的知識份子，因此他鏡頭下的女性，在社經地位上也多屬於受過教育的大家閨秀，常以恬靜可人的優雅姿態出現，他的作品記錄了1920年代中產階級以上的家庭的女性賢淑形象。
日殖時期，日本政府在臺推動基礎教育，大量設置小學校、公學校；臺灣女性受現代化教育的機會逐漸提升；此一時期對女性的期望仍以傳統的「女主內」為主。1920年代開始，臺灣都會地區女性接受現代教育的比例逐漸成長，隨著時間推移，女性追求高等教育的機會增加，家境允許的女性或前往日本，或進入臺北帝國大學（今國立臺灣大學前身，以下稱臺北帝大）就讀，但仍鳳毛麟角。以下以日殖時期不同的女子學校、臺灣首批女大學生作為切入點，為觀眾介紹臺灣早期女性的教育機會。
高等女學校（以下稱高女）是二次大戰前日本的中等女子教育機關，1904年臺灣總督府在臺設置相當於高女的教育機關，一開始僅供日本女性就讀。而臺灣女性可以就讀的的中等教育機關則可溯至國語學校的附屬女學校。1922年後，日本政府為加速同化臺人，開始臺日共學，在各地設置高女。高女的課程包括：理科、文史、地理等一般學科，但也囊括了茶道、花道、家政學等實用性科目；此外，課程中也重視女性體魄的鍛鍊，教導女性游泳、弓道等項目，鼓勵女性走出戶外踏青，舉辦登山活動等等。
高女的設置一開始是為了培養中產階級的家庭主婦，成為優秀的妻子，因此多數高女學生在畢業後，很快進入婚姻，成為專職主婦。高女也是當時大部分女性在臺所能達到的最高學歷，如果還想繼續升學，甚至進入大學，必須前往日本進修。
1920-1930年代，經濟較為寬裕的家庭更願意讓女性進入高女就讀，高女的課程中，技藝課比例漸漸減少；1930年代，由於高女數量有限，希望入學者眾，因此入學競爭非常激烈，無法充份滿足臺灣女性受教育的需求，在1928年臺北帝大成立前，女性想接受更高深的教育，則需負笈日本。1930年代，政府開始設立以學習家務為主的「家政女學校」，讓無法進入高女的女性也有繼續升學的機會，雖然無法就讀高女，不過仍算是符合家長們期待，得到「女學校」的學歷。 臺灣史學者許佩賢指出，家政女學校增設時期，正好是皇民化運動開始的時期，因此地方上設立家政女學校時，也會配上「皇民化」的說詞，如：「陶冶非常時期女性的情操」、「使她們成中流家庭好主婦」、「時局下母性所持重大使命……，完全避免偏重學科知識，而重視實踐，以便其將來能成為標準的家庭主婦」。這些詞彙一方面反映了日本當局對家政女學校的期待，另一方面也看到當時的臺灣社會對於女性教育的需求也越來越高。
1928年，臺北帝國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前身）成立。1931年，臺北帝大終於迎來第一位女學生，她是就讀文政學部英文學科的日籍女性大森政壽。大森政壽的父親是日本總督府的職員，當大森自臺北第一高女（今北一女前身）畢業後，因臺灣沒有高等女子教育機構而回到京都，進入同志社女子專門學校就讀。1930年，大森返臺，先在臺北帝大當聽講生（聽講生是指以非正規學生之身份參加大學或研究所正規課程的制度。聽講生可參加大學或研究所的「聽講可能科目」等指定課程。），隔年以第二名的優異成績考入臺北帝大文政學部英文學科，也是當時《日日新報》刊載的熱門新聞。1934年，大森大學畢業，她是臺北帝大第一位女學士，後來她返回母校，擔任英文科助教。
二次大戰前的臺灣，能進入大學讀書的台灣女性仍是少數。首先進入臺北帝大的臺灣女性是杜淑純（1923-），她是臺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的女兒。臺北第一高女畢業後，她為了繼續升學前往日本讀書，1942年回臺參加臺北帝大的插班考試，也就讀文政學部英文學科。
另一位實踐自己理想的則是1944年進入臺北帝大就讀史學科的張美惠。入學之前張美惠即展現出對研究的興趣與學術才華，她曾在《民俗臺灣》刊物上發表〈臺灣的家庭生活〉一文。申請臺北帝大之前，日本學者金關教授本想建議張美惠申請東京帝大、京都帝大，但當時這兩所學校都不收女生。由此看來，當時的日本即便重視女子教育，但對於女性進入大學卻是相對不歡迎的。由於張美惠本人表現出對東亞交涉史的濃厚興趣，當時獲得帝國學士院賞的岩生成一教授也正在臺北帝大主持南洋史學講座，因此，張美惠選擇申請允許女性入學的臺北帝大。在她的求學過程中，家庭為她提供了良好的教育環境與升學管道，也支持張美惠選擇她的興趣作為主修。大學期間，她遇到了二次大戰，戰後，臺北帝大改制為國立臺灣大學。在學制無法接軌的期間幾年，當許多她的同學還面對著中日語言的障礙時，她則在1947年以中文完成畢業論文〈關於「東西洋考」中的明代中邏交通〉，這也是她一直以來的研究興趣所在。張美惠是臺灣早期女性中實現了自我理想的其中一例。早期臺灣女性中，能夠如她一般選擇自己的路的並非多數；日殖時期的教育環境也不鼓勵女性以「追求個人理想」繼續升學，少數進入大學就讀的女性還須得到家庭的同意與支持，才能繼續逐夢。
